推動出版融合向縱深發展 構建數字時代新型出版傳播體系——《數字出版研究》就“出版深度融合”專訪馬永強先生

原文刊載于《數字出版研究》2023年第2期

訪談嘉賓與采訪人簡介

馬永強，劉廣東

訪談嘉賓：馬永強，文學博士，編審，讀者出版集團黨委副書記、總經理，甘肅省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南京大學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兼職教授。采訪并編輯：劉廣東，男，北京印刷學院講師，本刊編輯部副主任。

摘 要：推動出版深度融合是當下及未來一段時期內出版業重要的發展路徑。在此過程中，出版如何進行自我定位？從“出版融合”到“出版深度融合”體現了怎樣的認知變化，如何理解和處理技術與內容的關系？在實踐中，出版企業和出版人如何應對？未來出版的業態、格局、路徑將會發生怎樣的變化？為求解此系列問題，《數字出版研究》專訪了讀者出版集團馬永強先生，獲得了理論與實踐高度結合的針對性回應。

關鍵詞：出版深度融合；出版轉型；媒體融合；讀者

隨著《出版業“十四五”時期發展規劃》《關于推動出版深度融合發展的實施意見》陸續出臺，深度融合成為出版業當下及未來一段時期的重要發展路徑。對此，《數字出版研究》編輯部結合出版業，尤其是數字出版產業和學研實際，在出版 (業) 轉型、知識生產變革、數字文明的背景下深入延展這一話題。

《讀者》在我國改革開放后的出版史上具有重要的樣本價值，將“《讀者》現象”用作研究對象的學術成果屢見不鮮。進入新世紀后，借《讀者》之名組建的讀者出版集團，在文化體制改革和數字化、 融合發展的背景下不斷探索和創新，取得了新的發展成就，成為考察出版深度融合的典型樣本。我們邀請到讀者出版集團黨委副書記、總經理馬永強先生，又一次“從《讀者》出發”，在認識論和方法論層面探討如何推動出版融合向縱深發展、構建數字時代新型出版傳播體系。

1  媒體融合轉型格局中的出版

近年來，融合轉型已成為各類傳統媒體的基本共識。出版在媒介、內容、渠道等多個維度深度推進融合進程，是媒體融合轉型格局中的重要參與者和推動者。

問：與報紙、廣播等其他傳統媒體相比，因為出版（書刊出版）相對更晚受到沖擊，被認為融合轉型的緊迫感不足、行動步伐遲緩。您如何看待這種觀點？ 

答：與報紙、廣播這類傳統媒體相比，出版行業在融合轉型上啟動時間是稍微晚了一些，但這并不代表出版應對慢，融合轉型的緊迫感不足。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很多：

一方面，傳播介質和內容不同。數字化變革初 期，新的媒體介質整合了資訊類、新聞類等內容，為報紙、廣播這類媒體提供了立體的、多形態的方式，這種碎片式、瀏覽式、集成式的信息服務，迅速適應了新的受眾需求，提供的是“快閱讀”的信息消費模式，與書刊出版相比，這是它們的優勢。出版作為文化傳承、思想交流和知識沉淀的主要載體，實際上更傾向于“慢閱讀”，而不是碎片化的自我放逐。在數字化沖擊下，書刊出版融合轉型需要做的是針對特定問題提出整體解決方案，通過體系化、譜系化的知識呈現方式來傳播文化、積淀智慧，并且由內容的數字化進一步帶動內容運營的數字化變革。 

另一方面，融合轉型的路徑不同。相比于報紙、廣電，出版業的內容更專業、更有深度，讀者群體也相對更穩定，特別是在某些專業領域內，因此在融合轉型方面展開會慢一些，需要跨媒體、跨行業深度融合，重構出版生態。數字轉型初期，很多傳統編輯都感到迷茫。針對這一現象，我就對他們說，換一種思路就比較容易理解數字出版。出版企業不是出書的，出版企業是生產內容的，出版企業生產的內容是可以多介質傳播并能夠帶來互動體驗的。這樣一說，許多編輯感覺豁然開朗了。經歷了短暫的數字化早期迷茫，我們很快就加入了出版 傳媒融合發展的大潮，不光是內容的電子化、數字化傳播和呈現，而且出版的形態也在發生變化，向數智化、智慧化、融媒體方向發展。在這一語境下，出版企業在融合轉型中不斷推進文化與科技融合，利用各類數字技術，拓展出版的維度，一批新穎的出版平臺隨之出現。圍繞內容為用戶提供多元化、個性化的閱讀體驗和知識服務，成為出版等閱讀服務企業的價值追求，由內容生產商向閱讀服務提供商轉型，成為一種必然的趨勢。

此外，與大眾生活融合的維度不同，報紙、廣電等媒體推進數字化融合升級的過程中，走的是為大眾生活提供功能性服務的路線。例如，貫通省、市、縣的融媒體中心，可以快速整合資訊，建立立體快捷的信息傳播渠道，實現新聞資訊服務的全方 位、多層次、即時性送達。還有一些媒體集團在構建信息傳播平臺的同時，打通了新聞資訊和社會服務渠道融通發展的路徑。例如，浙報集團在多年前就打通了網絡信息平臺和社會服務平臺的通道，為用戶提供線上醫院預約等各類生活服務，把特定信息當作進入具體生活服務的端口，直接服務不同屬性的社群。出版業則不同，我們需要以優質內容為核心，圍繞多元的“閱讀服務”融入大眾生活。如今，碎片化的淺閱讀深刻影響了大眾的閱讀方式和思維模式，出版企業需要從文化傳承和提高國民文化素養的角度出發，重建閱讀環境，重塑閱讀的精神內核，積極參與公共文化空間的構建和“書香中國”建設，圍繞全民閱讀倡導新的文化生活方式和文化消費模式，讓自己成為新時代文化生活的引領者。數字化時代來臨之前，出版企業提供的教育產品主要是內容產品；當下，內容+技術平臺+服務，才能構成完整的教育服務產品，所以出版企業在數字 化時代必須進行多維度轉型。

2  基于出版深度融合的認知轉型

2022年4月18日，中宣部印發《關于推動出版深度融合發展的實施意見》，提出“堅持正確發展方向”“擴大優質內容供給”“加強前沿技術探索應用”等20條具體意見，對于加速推動和深化出版企業融合轉型具有重要指導意義。相關部門將“出版融合”的表述調整為“出版深度融合”，反映出對出版價值定位的肯定，以及出版環境和融合實踐的客觀變化。在認識論層面厘清出版深度融合的邏輯，是推動出版業高質量發展的前提與基礎。

問：從“出版融合”到“出版深度融合”，在認識論層面發生了哪些變化？

答：出版融合和出版深度融合，并不是簡單的表述上的強調，而是在經過十多年的探索之后，出版人對出版發展方向在本質上的認知提升。如今，我們已經度過了數字化沖擊伊始的焦慮期，也度過了“我也數字化你也數字化”的內向思維困局，拓展了認識的維度，向更高層次的理想邁進。這個更高的層次，就像紙被大量應用為內容載體而形成的內容和載體的圓融，會造就新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這是未來，未來已來。

認識論方面，實現認知突破是首要任務，出版人需要重新理解和闡釋出版概念。紙媒時代，信息單向度流動，內容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一紙相隔”卻咫尺天涯；數字時代，互聯網改變了大眾的交往方式、生活方式，出版業的生產、營銷和產品消費方式發生巨大的變革。被解放了的用戶及社會需求推動出版業轉型，新的信息交互方式推動出版產業生態重構，不斷涌現的科技手段如“無邊落木蕭蕭下”，給出版傳媒業帶來漫天風雨，很多固有的觀念不斷被改寫。想要與時俱進實現出版業的自我革新，需要從基本觀念的認知和底層邏輯的重建兩方面實現突破，從而確立屬于出版的融合轉型發展戰略。

從基本觀念入手，結合當下出版業發展實際，重新闡釋和理解“出版”的概念：出版不僅僅是文化傳播、知識服務，還是對生活方式的引領，更重要的是對價值的生產和傳播。作家克里斯托弗·莫利在談及閱讀的時候說道：“當你把書賣給讀者的時候，你賣給他的不只是12盎司的紙、印刷的油墨與裝訂的膠水，還賣給他一個嶄新的生活。愛、友情、幽默，以及夜晚在海中航行的船只，一本書包含了天與地。”因此，出版說到底是價值的生產和傳播。一本書的出版不再是出版的完結，而是閱讀服務的開始，以內容為媒介的價值生產，包括閱讀場景、閱讀體驗等閱讀服務的提供和多樣化閱讀需求的滿足。

結合企業實際，明晰企業的獨特價值和定位，也很重要。以讀者品牌為例，我們在構建“讀者影響力”產業體系的生存邏輯的過程中，確立了“內容驅動型精神企業”的定位。讀者品牌為閱讀而生，一直致力于閱讀風尚和先進文化的引領，努力為大眾提供更優質的閱讀服務。它的發展之路，是一條文化傳播與價值生產之路。《讀者》雜志從創刊至今，見證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變遷，參與了這一時期國人文化價值觀的建構、民族靈魂的重鑄、和諧文化的創新傳播。不僅如此，《讀者》還記錄了這一時代變革中千萬讀者的情感和社會風尚。《讀者》的成功，得益于它堅定的人文品質和獨特的文化內涵所形成的魅力，以及它與讀者之間心靈相系的依存關系，這種關系經過歲月的沉淀，已經演化為一種精神伴侶的關系，因為《讀者》伴隨了幾代人的成長。明乎此，面對融合轉型，我們的認識理路就能更加清晰。多維出版時代，讀者出版集團作為“內容驅動型精神企業”，堅持一切從內容出發（內容+），堅持多維傳播，在多維度、多領域生產和創造價值。將讀者品牌產業生態的建構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將文化強國建設這一國家意志與讀者品牌的“價值生產”相結合，努力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優質的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認知突破、自我定位明晰之后，圍繞品牌價值鏈延伸產業鏈，就有了具體的方法和實踐方向：

首先，緊緊圍繞品牌的核心層和創意核推動創新發展。《讀者》雜志作為讀者品牌的創意源頭，既是優秀的內容產品，又是融匯作者、讀者及優質內容資源的傳播媒介和平臺。因此，我們一方面實施《讀者》雜志的品質提升工程和文化服務的轉型，著力推動在全媒體傳播和社群營銷上實現質的突破；另一方面充分發揮雜志的平臺作用，延展不同的社群運營模式，圍繞一種雜志形成一個文化服務生態。

其次，努力激發傳統出版社的活力，實施精品出版和轉型創新。讀者出版集團旗下9家出版社是讀者品牌核心層的另一個重要部分，在出版融合轉型中，堅持專業化、特色化、精品化發展之路，以主題出版為引領，以“敦煌學—絲綢之路學出版中心”“藏學出版中心”“西夏學出版中心”“簡牘學出版中心”為依托，以敦煌學、絲綢之路學、藏學、西夏學、民族文化、閱讀成長等特色產品線和特色板塊為支撐，大力推進精品生產，打造走向世界的讀者出版品牌，切實提升讀者出版的品牌形象和影響力。在融合轉型的過程中，傳統出版社需要不斷主動升級，把自己變成創意中心和產業鏈集成者，做專、做精、做深、做特、做優，做出獨特價值。具有獨特價值的內容和創意，是出版社的核心競爭力之所在，版權的運營是產業的關鍵。

最后，圍繞品牌的核心層，進行“價值擴散”和“服務延伸”，是讀者品牌出版融合發展一個重要的維度。我們圍繞閱讀服務延伸產業鏈，探索構建閱讀服務業態；推出線上閱讀服務平臺，推動線下閱讀分享活動，探索社區化閱讀服務模式；圍繞知識服務延伸產業鏈，推動讀者IP向在線教育服務領域延伸；圍繞生活方式的引領延伸產業鏈，實施讀者+公共文化空間、讀者+文化旅游、讀者+文化創意等多個領域的創意延伸；圍繞“價值的生產和傳播”延伸產業鏈，為大眾提供“精神撫慰”和“詩意的棲居”；圍繞媒體融合打造全媒體傳播矩陣，加速建構知識服務業態與新媒體營銷網絡。

問：出版企業在深度融合方面，是否存在可以共同遵循的原則？

答：出版企業在深度融合轉型中，面對著共同的難題和挑戰，勢必存在可以共同遵循的原則，這其中，融合轉型的目的、出版企業與用戶的關系、融合的基本路徑，以及融合發展中“人”的轉型，是每個出版企業都需要認真面對的。

出版企業推動深度融合，大家在目的和方向上是一致的。出版企業融合轉型，本質上就是在推動優質的內容和與之適配的技術之間深度融合，為的是推陳出新，激發傳統出版企業的活力，通過轉型發展，增強優質內容的傳播力，更好地造福社會、服務用戶。在融合轉型中，如何調整企業與用戶的關系也是每個出版人必須重新思考的。數字文明時代，沖擊傳統出版業的不是互聯網本身，而是被解放了的用戶及其需求。新時代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多樣化文化需要，以及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對出版工作和文化精品生產、多樣化文化服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出版企業融合轉型的方向必然是根據不同用戶群體的需求而調整變化的，這就要求出版企業從傳統的產品服務思維向知識服務、閱讀服務、文化服務轉型。融合轉型中，出版企業推動資源融通的路徑大同小異，具有一定規律性。出版企業大小、特色不一，但在數字文明時代，整合已有資源，實現資源融通、渠道融通、平臺共享，圍繞特色內容資源建設融媒體平臺，建立以特色內容為核心的多媒體數據庫，圍繞用戶進行精準營銷，以“內容+服務”的形態實現傳播、效益的長尾化，這個建設方向是相似的。最后就是人的問題，做事的核心是人，出版企業融合轉型的語境中，人的轉型最為迫切。出版的各個環節、流程都由不同崗位構成，每個崗位都有具體的人在工作，所以在出版業的深度融合中，出版從業人員的轉型升級是最核心的。當出版機構升級為創意中心和內容服務平臺，成為全新的內容服務產業鏈的集成者時，從業人員所面臨的不再是簡單地在原有崗位上增加新技能，而是要適應全新的崗位。新崗位要求具備媒體融合發展中新的語境、新的價值構成和新的工作邏輯，完成對自我價值的重新認知。

問：在知識媒介相對穩定的歷史時期，內容生態中的技術因素往往容易被輕視甚至忽略。近幾十年來，媒介技術快速發展，媒體融合不斷加速，人們往往以“技術/內容為王”這類體現二元對立的觀點來審視技術與內容的關系。在出版深度融合語境下，您如何理解內容與技術的關系？

答：我不認為技術和內容是二元關系，要說二元，只是這個階段新的技術變革導致傳統出版方式的不適應，是舊模式和新技術的二元關系，而不是內容和技術之間的二元關系。在歷史的長河中，這種因為技術發展而形成的不適感和對立思維不勝枚舉，但這都是暫時的。新的模式、新的習慣、新的方式必將確立。所以，出版人不應該有這種狹隘的技術與內容的二元對立思維，我們要做的，是堅定內容的本位，熱情擁抱新技術，形成內容與技術相互交織、相互促進的關系。具體來說，我認為內容和技術之間的關系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技術賦能內容創新。現代技術為內容創新提供了極大的可能性，可以延伸出多種形態的內容呈現方式和更優質的體驗模式。例如，人工智能技術可以幫助出版企業分析用戶偏好，畫出形象鮮活的用戶畫像，提高內容供給、送達的精準度；增強現實技術可以將虛擬內容與實際場景相結合，提供更加生動、直觀的內容呈現方式，實現閱讀場景的多維度展開，營造全新的文化體驗。這些新技術的應用為內容創新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式，可以幫助出版企業更好地滿足用戶需求。其次，內容也在推動技術發展。技術賦能內容的同時，內容呈現的需求也給技術發展提供方向和動力，用戶的需求反饋會影響內容的呈現模式，技術就要為這個需求提供支撐。例如，出版企業為數字出版技術提供了大量的數字化內容，推動了數字出版技術的發展；同時，內容創新也為新技術提供了更多的應用場景和試驗平臺，為技術完善和迭代升級提供基礎。最后，技術創新最終會推動內容生產方式的改變。現代技術的應用不僅僅是為內容提供新的呈現方式，更是改變了內容生產方式。現實中，數字化生產技術可以實現內容的快速制作和定制化生產，大幅提高生產效率，既做到精準送達，又保證呈現形式的個性化，讓用戶的體驗更加細膩。同時，互聯網技術和社交媒體平臺的出現，為內容生產提供了更加廣泛的參與和協作的可能，使得內容的生產方式更加開放和多元化。在出版深度融合的過程中，出版企業需要充分認識到這一點，將內容和技術緊密結合起來，不斷推動技術的創新和應用，為內容創新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3  融合轉型的實踐探索與出版人的應對

出版融合并沒有一成不變的固定模式，各出版企業結合自身資源積累和地方、行業優勢，走出了各具特色的轉型路徑，但這并不意味著對個案參考價值的否定。在融合轉型的過程中，一線出版人直接面對著最為鮮活和復雜的實踐問題，他們的能力范圍、認知高度、探索精神等，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出版企業融合轉型的成敗。

問：出版融合具有較強的包容力，許多新業態都被視為出版融合的實踐探索成果。近年來，讀者出版集團在出版融合方面有哪些創新舉措？

答：近些年，讀者出版集團在出版融合轉型方面進行了一系列探索，結合自身的資源優勢布局新業態、拓展新的發展維度。首先重新認知和定位了讀者品牌，重構自己的產業生態。集團以讀者品牌為核心，啟動“讀者品牌影響力轉化工程”，通過流程優化、平臺再造，實現集團各種媒體資源、生產要素的有效整合和融通，催化集團優質資源的融合質變。我們提出從“一維出版”向“多維出版”轉型的發展思路，明確了自己作為“閱讀服務提供商”“全民閱讀領讀者”的角色定位，通過提供各類優質的閱讀服務、文化消費服務和文化建設問題解決方案，實現精準營銷。緊扣“全民閱讀”來推動優質文化產品生產，充分利用“讀者”品牌在閱讀人群中的影響力，用優質的內容營銷來鏈接人，用分享、交流刺激用戶的需求，從而探索按需出版、定制服務等產業轉型與用戶數據的采集與運營。

主動參與國家數字出版轉型布局、媒體融合發展項目研究和技術研發，推動文化與科技融合發展。經過多年努力，集團入選國家“數字出版轉型示范單位”和國家“知識服務（綜合類）試點單位”，與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北京大學等單位共建出版融合發展重點實驗室。近年來，先后承擔科技部科技支撐計劃項目等各類融合發展項目50余項，為產業發展提供了重要支撐。“讀者人”積極推動出版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施“讀者·中國閱讀行動”全民閱讀工程，構建閱讀服務的全新業態。圍繞“閱讀”這個核心概念，探索新型會展產品，推動“讀者讀書會”跨地區、跨行業設立分會，上線讀書會薦書平臺，為用戶提供個性化閱讀服務。同時，組建各類“讀者·領讀者”閱讀推廣團隊，向全社會播撒閱讀種子。“讀者·中國閱讀行動”全民閱讀工程和“點·線·端+全民閱讀”建設書香社會的“讀者方案”，先后兩次榮獲中宣部“全民閱讀優秀項目”獎，并入選中宣部《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案例選編》。

與此同時，集團不斷加大出版融合的力度，投入數千萬元用于內容資源數據庫、數字內容傳播和讀者微信公眾號、短視頻直播平臺等十幾個數字化項目建設，實現了雜志在線閱讀、文字與影像結合的融媒體讀物出版等集文字、音視頻于一體的全媒體傳播，建設了完整的線上營銷渠道，實現從公眾號內容傳播到視頻直播的立體營銷體系，初步完成“多維出版”布局。與時俱進，打造全媒體的傳播矩陣，進一步加大了知識服務業態的建構與新媒體營銷的力度，以“讀者+閱讀服務”理念打造的“讀者·新語文”閱讀寫作融媒體平臺，入選2022年中宣部“數字出版精品遴選計劃”，躋身全國“數字出版百佳”之列。依托絲綢之路、敦煌等特色文化資源，建設具有地域特色的融媒體數據庫和融合出版平臺。結合國家“一帶一路”倡議，啟動“一帶一路”背景下的敦煌學和絲綢之路學研究數據庫與知識服務平臺建設，該項目入選國家“新聞出版改革發展項目庫”，獲得中央文化產業發展專項資金資助。“文溯閣《四庫全書》數字化影印出版項目”完成了全部內容的數字化轉化，對四庫古籍保護和數字化開發、國家版本館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此外，我們圍繞出版“引領生活方式”這一理念，打造了不少具有“文化地標”屬性的新型閱讀空間。在上海、北京、蘇州、蘭州、天水等地合作建設街區公共文化空間、體驗式文化沙龍“讀者小站”20多所，在企業、機關、學校、社區等建設“讀者書房”200多所及“讀者閱讀角”1000多個。將讀者IP社區化、生活化，推動讀者品牌與大眾生活的緊密融合，走出了一條新型公共文化服務和閱讀服務的文化創新之路，探索形成了讀者閱讀空間的學校模式、機關模式、企業模式、縣域模式和社區模式。 

問：出版深度融合發展將在一定程度上重構出版生態。對于一線出版人而言，應如何作出應對？

答：出版深度融合背景下，出版人需要重新理解“閱讀”的本質，參與出版生態的重構，這一使命任重道遠。20多年前，蘭登書屋的前總編輯賈森·愛潑斯坦對書籍的未來就有過一個預測：“（未來）書籍可以不以物質的形態存在，可以不需要任何成本就能通過電子信號來傳輸，并且可以根據需求在世界幾乎任何地方以電子或實物形式重新組合。”20多年過去了，他的預測在逐漸變成現實，但距離完全實現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因此，當圖書形態發生本質變化的時候，閱讀就開始有了全新的含義，閱讀服務也就被賦予了完全不同的價值。作為一線出版人，我覺得面對出版生態重構，有三個關鍵詞是必須牢記的：自我革新的勇氣、認知提升的高度和“以人為則、民胞物與”的情懷。

出版人需要深刻理解出版深度融合發展的趨勢，敢于自我革新，有勇氣努力突破。我們要深刻理解出版生態重構的底層邏輯，領會國家推動出版深度融合、構建數字文明社會的決心，不能抱有絲毫僥幸心理，要主動變革，推動企業的“一主多元”發展，實現“多維出版”。同時，有勇氣實現自我革新，在更廣泛的領域實現跨區域、跨業態、跨媒體、跨所有制的融合發展。

出版人需要不斷更新知識體系，提升認知維度，以新的出版理念面對數字文明時代的出版業。就像我前面提到的，新的出版生態中，一本書的出版不再是出版的完結，而是閱讀服務的開始，以內容為媒介的價值生產，包括了閱讀場景、閱讀體驗等閱讀服務的提供和多樣化閱讀需求的滿足。出版社（雜志社）說到底是創意中心，是產業鏈的集成者。從賣“紙”到賣服務、賣“價值”，這將成為數字文明時代出版業的生存常態。

出版做到極致，最終還是服務于“人”的，在數字文明時代，出版人更得以“人”的需求為準則，懷揣“民胞物與”的情懷開展工作。我提過幾個問題，未來的工作需要不斷回到這幾個問題中：如何使出版回歸“人”的生活、“人”的情感，真正回到“人”？如何把圖書和內容變成價值體系，實現從賣“紙”到賣“價值”？如何通過優質內容資源這一媒介和紐帶，來連接人、聚合人，通過交流分享使人們達成共識？如何圍繞出版的“知識服務”“生活方式引領”“價值的生產和傳播”來實現價值鏈和產業鏈的延伸和拓展？回答好這些問題，我們才有信心面對出版業重構之后的未來世界。

4  數字文明時代的出版業

出版融合加速了知識的評價、傳播與存檔模式的轉型。例如，隨著傳播渠道的增多和不同算法模型的影響，知識的可發現性與其價值本身可能并不具有必然聯系；VR技術打破了知識平面化傳播的單一形態，為身體回歸到閱讀過程甚至參與式閱讀提供了可能；網絡創造了人與知識新的連接方式，并成為最大的知識來源，構成了數字文明的重要基礎。近年來，我國大力推動數字經濟發展，數字文明建設不斷取得新成就；出版業正在主動或不自覺地融入數字經濟體系，同時作為建構數字文明的重要力量發揮著獨特作用。

問：在未來的數字文明時代，出版的業態、格局、路徑將會發生怎樣的變化？

答：數字文明時代社會形態的演化不僅在加速，更呈現出在不同維度的立體式展開。對出版企業來說，只能不斷適應，并加速更新迭代。從出版融合的視角推測數字文明時代的變化，我認為會在強化企業特色風格、創新服務形態和不斷提升用戶體驗三個方面有全新的突破。

未來的數字文明場景下，會出現更多風格獨特的出版企業。從數字化的產業全局來看，內容、平臺、終端三個部分已經構成了一個完整且關系緊密的產業鏈，它們的融合程度會越來越高，這個鏈條由硬件生產商、技術提供商、渠道運營商、內容供應商等產業部門參與，并由其中一方來整合。在全新的服務鏈條中，出版企業若想保持獨立性，就要理智面對，找準分工定位，著力凸顯自己的特色和優勢，堅持“內容為王”，不斷提升在產業鏈條中的價值追求。因此，數字文明時代，能存活并健康發展的出版企業，必然會呈現出強烈的個性化風格。

深度數字化會激活企業服務意識，讓更多整合能力強、創新服務能力一流的出版企業脫穎而出。多維出版時代，知識來源增多、評價體系多元化，這個時代出版機構生產的內容與平面媒體時代的內容大不相同，呈現出知識和信息的集成、整合等特性，以及立體化、多維化的傳播特征。人與知識、信息的連接方式和維度增加，這種情況下，誰擁有更強的內容資源聚合能力、整合能力和創新能力，誰就擁有更大更強的市場控制力。因此，無論是追求“縱向一體化”產業鏈的拓展，還是進行“橫向一體化”的內容開發，出版企業都需要不斷探索內容創意與新技術、新載體的有機融合，生產適合新載體傳播又深受新媒體消費群體喜愛的內容，并不斷提升內容的附加值。通過實施一系列特色出版工程和精品工程，提升文化創意內涵，培育新的文化品牌，不斷提升內容的整合能力、創新能力，從而使企業主體在多維出版的產業鏈中擁有足夠的影響力。

數字文明時代，用戶的體驗感會成為出版企業未來很重要的創新動力和服務方向。智能化的知識傳播模式和沉浸式的知識體驗模式，要求顆粒度更細膩的“在場”體驗，出版企業的服務屬性也因此被放大。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智能化和個性化的知識傳播和體驗模式會更加豐富，用戶會徹底擺脫信息選擇和接受的單一方式，直接參與到知識生產、分享、傳播的全流程中，高品質的內容、個性化需求、簡潔細膩的體驗模式會是出版企業在數字文明時代提供的最核心的服務。這樣的用戶需求，會推動出版企業不斷探索與新媒體運營商、技術提供商的合作模式，確保生產的內容能在不同的平臺、終端上同步高效送達，并竭力優化用戶體驗，始終把全媒體傳播和提供優質的文化消費服務作為產業發展的重點，提升個性化、多樣化的文化服務能力。這是出版產業在數字化轉型中新的發展空間和利潤增長點。

本文摘自《數字出版研究》2023年第2期 本刊編輯部《推動出版融合向縱深發展構建數字時代新型出版傳播體系——<數字出版研究>就“出版深度融合”專訪馬永強先生》。